报告发布丨《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发展指数报告2021》
11月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发展指数报告(2021)发布会暨第四届长江经济带发展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
IMI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庄毓敏在会上发布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发展指数报告2021》。报告从“投入—产出”逻辑出发,选取2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5个三级指标构建并测算了绿色创新发展指数,以综合评价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现状及竞争力,为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绿色创新发展提供准确数据参考和科学决策依据。1
绿色创新发展指数的意义与价值
(一)报告编制目的
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省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践行新发展理念,“以绿色带动创新,以创新促进绿色”,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财金学院、环境学院、经济学院、统计学院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在庄毓敏教授带领下编写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发展报告》。
报告进行了理论探索、方法和技术创新,强调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的有机融合和协同发展。通过科学构建综合反映绿色创新发展的指标体系,编制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发展指数,动态反映长江经济带九省二直辖市110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投入、绿色创新产出水平,客观评价各个城市的绿色创新发展竞争力。有利于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准确把脉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短板和突出问题,对标先进城市,见贤思齐,为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绿色创新发展提供准确数据参考和科学决策依据。
(二)指数编制说明
1.编制原则。绿色创新发展指数的指标评价体系需要全面反映各个城市的创新成果及生态环境绩效,契合创新理论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生活。该指标体系不仅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城市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和资源消耗等多方面因素,还需综合考虑发展水平、城市规划、长江保护中的地区差异。为提高绿色创新发展指数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可靠性,指数编制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一是科学性原则。在绿色创新相关理论的指导下,绿色创新发展指数的指标设计需符合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规律,体现科技创新和生态环境相统一的要求。指标的设计、数据的获取都需建立在普遍的科学理论指导之下,并能通过有效的数理研究方法计量测度。
二是系统性原则。城市绿色创新是经济、创新和环境资源这三个子系统协同作用的结果。在全面认识绿色创新发展内涵基础上,结合各个城市的特色,绿色创新指数的指标选取力求涵盖三个子系统的主要方面。不仅确保信息的完整性,还要体现绿色创新的特征,尤其是要体现绿色与创新的有机融合。
三是可比性原则。构建绿色创新发展指数的目的是为了综合评价各个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水平,需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即时间和空间上的对比。所以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时必须保证指标数据的可比性。
2.指标与指数构成。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推进,绿色创新的边界不断扩展,体现在社会、商业和技术活动的方方面面。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不论绿色创新具体的体现形式如何变化,它都可以运用“投入—产出”框架来进行分析和解释。本课题创造性地从绿色创新投入和绿色创新产出两个大的维度进行度量。绿色创新发展指数由2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和25个三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包括绿色创新投入指数和绿色创新产出指数。绿色创新投入指数的二级指标包括创新制度、研发投入、创新基础、创新转化4个二级指标 。绿色创新产出指数的二级指标包括创造产出、绿色经济、生态环境以及健康生活4个二级指标。每一个二级指标下面还有3-4个三级指标。
3.数据来源。鉴于目前还没有集中统一反映绿色、创新发展的统计数据,各指标的数据来源非常分散,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党政机关报和政府门户网站、wind地区宏观数据库、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政府相关部门公报。考虑到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指标值存在异常,在指标选择以及权数确定过程中,报告使用2017-201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指标与数据说明见附表一)
4. 编制的方法。本研究根据所设计的指标体系,建立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基于因子载荷计算指标权数。这是一种专家知识与数据驱动相结合、主观赋权与客观赋权相结合的方法,最终筛选出25个指标参与综合评价,将同一因子的测量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载荷进行归一化,得到维度内各指标的权重。权数可以更好地体现各指标与所在维度的关联性。(各维度指标权重见附表二)
(三)指数的特色与价值
与国内外相关指数对比,本指数具有以下的鲜明特色。
首先,现有指标的评价体系鲜少同时考虑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大多仅涉及一个方面,仅有加利福尼亚绿色创新指数(California Green Innovation Index)同时包含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然而其更侧重于低碳经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领域,并未将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等因素纳入指标体系。本指数综合考虑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且并未将这两个方面割裂。尽管绿色创新投入指数以科技创新指标为主,但其下属的二级指标“创新制度”中包含了绿色发展相关指标;尽管绿色创新产出指数以绿色发展成果为主,但其下属的二级指标“创造产出”中包含了体现创新绩效的指标。
其次,现有创新能力评价指标鲜少涉及创新转化指标。本指数整体沿用全球创新指标(GII)和欧盟创新指数(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所用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同时在绿色创新投入指数中设置二级指标“创新转化”用以衡量绿色创新的转化效率。并非所有的绿色创新投入都能转化成相应的绿色创新成果,只有真正将绿色创新投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创新转化是实现绿色创新发展的关键指标。
最后,本指数的绿色创新产出子指数所包含的4个二级指标采用层层递进的逻辑进行设置。绿色创新产出指数同时涵盖创新绩效和绿色绩效,其中绿色绩效部分与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编制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有相似之处,然而其所采用的绿色生态、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三个一级指标呈现并列逻辑。本指数中绿色创新产出指数下设的4个二级指标呈现递进逻辑,即“创造产出”改善经济增长模式所形成的后果表现为“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的持续发展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才能带来人类所向往的“健康生活”,同时“健康生活”也是绿色创新发展在社会生活层面的终极目标。
综上所述,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发展指数报告从“绿色创新”的概念和基础理论出发,阐述了构建指数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意义。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指数的分析,并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原则选取指标,构建了“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全面评价、动态反映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情况。同时,为了方便不同区位、不同规模的城市相互学习和比较,报告除了对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进行整体比较分析,还按照长江上中下游以及城市性质两个维度,分组进行对比分析。总之,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发展指数有望为新时期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抓手、新的评价工具,有利于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绿色创新发展的成功经验,并且对政府绩效考核、债务评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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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发展指数概况与结构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城市整体分析
总体来看,十强城市各年度的排名基本稳定,但从总指数得分和子指数动态发展来看,一些城市绿色创新驱动更强劲、绿色发展成效更显著。具体来看:
1. 三年来上海以高分蝉联冠军,领先地位不断加强,创新驱动实现多点突破,绿色发展成绩亮眼。2017—2019年,上海创新制度和创新转化指标始终排名第一,领先优势明显。一方面,上海高度重视绿色创新制度宣传,并注重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通过相关制度体系设计,积极推动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近年来,上海一直积极创新“绿动力”,激活“绿动能”,以创新驱动为抓手,增势厚植“绿色发展”底色,采取很多政策措施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值得其他城市学习借鉴。
2. 南京、杭州、武汉、成都坚持创新引领,积极探索具有城市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成效明显。近三年来,南京和杭州在总指数排名中分别稳居第二、第三,两个城市各有所长。南京创造产出指标得分一直强势领先,用产业的思维抓创新,助力科技自立自强。杭州医疗水平全国领先,将健康产业打造为千亿级产业,健康生活指标得分一直稳居榜首。成都于2019年超过武汉,排名第四,其生态环境指标排名在三年间进步13名,取得扎实成效。武汉三年来创新基础指标得分一直保持领先,新基建和传统基建统筹推进,为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3. 苏州、长沙、合肥、宁波排名稳定,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稳步前进。苏州创新转化指标连续三年位列第二,致力于建设一流水平的研发机构,并注重成果转化激励,积极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长沙绿色创新投入和产出得分均衡,创新基础指标得分比较突出;三年间合肥绿色创新产出指数排名从第19名上升为第9名,进步明显,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宁波各指标排名变化不大,存在较大进步空间,需要结合城市发展特点,在提高绿色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上继续发力。
4. 无锡、重庆排名波动,需要继续补弱项固优势;镇江绿色创新发展阔步向前。无锡和重庆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被挤出前十强,两个城市的绿色创新产出指数排名均出现了明显的后退,需要聚焦短板、精准发力以全面提高绿色创新发展水平。镇江是绿色创新发展的后起之秀,绿色创新产出水平大幅提升,带动其总指数由2017年的33.04提升到2019年的43.94,2019年首次跻身十强,成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发展新标杆。
图一 长江经济带城市整体排名
(二)上中下游城市分析
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中,33个位于长江上游地区、36个位于长江下游地区、41个位于长江下游地区。由于上中下游城市在自然资源、对外交通联系、科技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方式各有千秋。分流域考察绿色创新发展情况,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各流域绿色创新发展的水平和特点,有利于各城市之间互相学习与借鉴,以绿色引领为帆,化创新驱动做浆,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长江上游地区
2017—2019年,成都在长江经济带上游33个城市中,绿色创新发展稳居榜首,并且与其他城市差距逐渐加大,其在创新基础、创新转化、创造产出、健康生活指标得分中,都存在显著领先优势。重庆、昆明、贵阳、绵阳、泸州、雅安、遵义和宜宾8个城市稳居长江经济带上游城市的前十强,绿色创新发展稳步向前。攀枝花、乐山分别于2018和2019年被挤出长江上游城市十强;自贡健康生活指标得分进步明显,2019年首次进入十强之列。
图二 长江上游城市排名
2. 长江中游地区
2017-2019年,武汉在长江经济带中游36个城市中,绿色创新发展稳居榜首,其创新制度、创新基础、创新转化以及创造产出指标得分在中游地区均处于领先地位。长沙、南昌、株洲、湘潭、十堰和宜昌6个城市绿色创
新发展步伐较稳,一直在中游地区保持前十,但排名有所变动。新余、岳阳2018年跌出十强;衡阳市在2018年被挤出十强后2019年再次跻身十强,这主要得益于其积极打造绿色供应链,促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消费结构进一步低碳化,绿色经济指标排名在2019年得以逆转跌势。怀化、常德、益阳绿色创新发展指数上升,2018年均首次进入十强,其中怀化、益阳绿色创新发展保持稳定,2018、2019持续居于十强之列。
图三 长江中游城市排名
3. 长江下游地区
2017—2019年,上海在长江经济带下游41个城市中,绿色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数都遥遥领先,优势明显。南京、杭州、苏州、合肥、宁波、无锡和绍兴7个城市稳居前十强,绿色创新投入和产出方面各有所长。南京创造产出指标得分居于首位;杭州长期坚持“大健康治理”的理念,在健康生活领域始终走在最前列;苏州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创新转化水平稳居前列。舟山、常州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退出前十;温州2018年挤入十强后又退出,其绿色创新产出指数排名不稳定。镇江和扬州于2019年在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指标排名中包揽冠亚军,并拉动总指数于该年挤进前十强,成为下游地区新的先锋城市。
图四 长江下游城市排名
(三)按城市性质分类分析
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中,包含上海、重庆2个直辖市,武汉、长沙、成都、杭州、宁波、南京、贵阳、云南、南昌、合肥10个省会(含副省级)城市,以及98个其他城市。城市性质不同,其城市能级也存在很大差异。按照城市性质划分,进一步分析对比各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情况,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不同城市的绿色创新发展的水平和特点,有利于各城市之间互相学习与参考发展经验,以制定可以落地的政策措施,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的绿色创新发展之路。
1. 直辖市和省会(含副省级)城市
直辖市和省会(含副省级)城市各年度的排名基本稳定,上海持续强势霸榜。上海是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具备充分的组织优势和战略地位,其近年来一直勇做科技和产业创新开路先锋,开创绿色发展新境界,绿色创新发展指数得分的领先优势持续扩大。其余11个直辖市和省会(含副省级)城市排名基本稳定,波动较小。其中,南京总指数在2019年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逐渐拉大对杭州的领先优势,三年来创造产出指标排名蝉联第一,创新制度、创新基础、创新转化以及健康生活指标排名于2019年均跻身前三,其总指数在以较大优势稳居第二位,交出了靓丽的成绩单。
图五 直辖市及省会(含副省级)城市排名
2. 其他城市
在98个其他城市中,苏州连续三年排名第一,绿色创新发展始终走在最前列,其余十强城市有较大波动。苏州不仅注重弥补在绿色经济、生态环境、健康生活领域的短板,并且筑牢在创新制度和创新转化领域的优势,投入和产出指数都呈稳步提升趋势。无锡、株洲、绍兴、常州、镇江和湘潭6个城市稳居前十强,排名有所波动。温州、绵阳于2018年挤进十强,但绵阳因绿色创新投入水平有所下落,2019年又被挤出;芜湖和舟山分别在2017、2018年后从十强名单中消失。扬州2019年绿色经济发展较快,于该年进入十强名单;泰州2018年因绿色创新产出指数排名下降明显被挤出榜单,于2019年绿色经济、健康生活和生态环境指标排名均有进步,助力其再次进入十强。
图六 其他城市排名
(四)绿色创新投入与产出指数分析
1. 绿色创新投入指数
实现高质量发展,将以往的要素投入为主的模式转变为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模式,必然需要在多方面进行变革和投入,与其相关的指标便在绿色创新投入指数中予以涵盖。绿色创新投入指数主要反映不同城市为了达成绿色创新的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必需的制度、资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信息服务等方面基础支撑和必要投入情况。主要包含了创新制度、研发投入、创新基础、创新转化四个维度。2019年绿色创新投入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南京、苏州、武汉、杭州、成都、长沙、合肥、重庆、昆明。
上海在绿色创新投入指数排名中以91.21分拔得头筹,创新制度和创新转化领先优势十分突出。近年来,上海注重绿色创新制度的宣传和报道,政府积极制定各项创新制度,不断发力;此外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增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主体的内生动力,并积极建立开放共享的科技成果信息库、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成为绿色创新投入高地。南京近年来绿色创新制度宣传到位,并以传统基建丰富新基建应用场景,提升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具备扎实的创新基础。同时,南京着重推进各类平台专业化建设,于千年古都打造创新名城,在创新转化指标评分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苏州、武汉、杭州、成都绿色创新投入水平接近,每个城市的绿色创新发展各有千秋。苏州多管齐下,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在创新转化指标排名中位列第二,优势明显。武汉创新基础指标以96.34分问鼎,政府注重城市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并统筹推进新基建和传统基建,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厚植基础设施建设沃土。杭州在绿色创新制度的提出、宣传和实施中有较好的经验;成都加速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有效支撑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长沙、合肥、重庆和昆明注重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在创新基础指标排名中均位居前十。四个城市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打造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绿色创新发展夯实基础。此外,合肥研发投入指标在长江经济带城市中排名第4,这主要源于其充分发挥资金和人才禀赋,并在创新经费投入上具有明显优势。
图七 绿色创新投入指数
2. 绿色创新产出指数
实现高质量发展,将以往的要素投入为主的模式转变为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模式,最为核心的就是要看经济发展、企业生产、人民生活的相关指标是否满足绿色创新的内涵,相关的指标就体现在绿色创新产出指数之中。绿色创新产出指数主要反映不同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可持续发展、绿色生产、低碳生活等方面的效率改进和创新成果。主要包含了创造产出、绿色经济、生态环境、健康生活四个维度。2019年绿色创新产出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为南京、上海、杭州、镇江、成都、武汉、长沙、扬州、合肥、温州。
南京、上海和杭州在绿色创新产出指数排名中位居前三甲。南京创造产出指标排名位居110个城市之首,其用产业的思维抓创新,创新链深度融合产业链,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增长点,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上海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注重引导各类创新主题加强协同创新,创造产出取得不俗的成绩;此外,上海已基本实现了传统高污染产业的替代和转移,节能降耗工作进展良好,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较高。杭州医疗水平全国领先,人均寿命排名第二,将健康产业打造为千亿级产业,其健康生活指标在长江经济带城市中强势领先;此外,杭州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培育力度,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提升创新环境,创造产出能力位居前列。
镇江和成都的绿色创新产出指数相近,但优势指标各不相同。镇江绿色经济指标得分居长江经济带之首,首创“四碳”,即以碳峰值、碳考核、碳评估和碳资产管理为核心的碳管理体系,制定明确的管理策略,构建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成都私立医疗水平位居全国榜首,大力投入医疗卫生事业,并实现了“厂网河”一体化综合治理,以及“供排净治”一体化闭环管理,因而健康生活指标排名位居前列。
武汉、长沙、扬州、合肥、温州绿色创新产出各具特色,子指标得分情况不尽相同。武汉和长沙的优势指标均为创造产出,在该指标排名中武汉位列第二,领先优势更为突出。武汉科教资源丰富、创新禀赋优越,积极推进研究院建设,并遵循“科学+科学家+创新生态”的核心内涵,创造产出成绩亮眼。扬州保护与发展并重,积极打造生态宜居城市,并结合其优势旅游资源,重点培育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其在绿色经济领域优势突出,排名仅位于镇江之后。
图八 绿色创新产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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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一)政策引领,推动绿色创新制度落地实施
一是财政政策助力绿色产业发展。通过配置绿色财政专项资金,扩大绿色信贷规模。引导产业投资基金、地方政府债券等资本市场工具投资绿色产业,强化绿色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二是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增加融资总量,丰富融资渠道,建立绿色低碳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深化绿色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完善金融机构支持绿色低碳机构设置,推动绿色金融专营机构建设。坚持自主创新和引入专业资源相结合,提高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能力。
(二)科技赋能,促进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
一是优化升级交通系统。加强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建设智慧公路、智慧港口、智慧机场,推动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为融合基础设施,加快形成智慧交通体系。二是完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内畅外通的多渠道能源设施网络,优化电力生产和输送通道布局,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深化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动氢能、光伏等新能源开发利用,深化能源要素价格改革,打造清洁低碳高效的能源体系。三是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加快5G网络建设,实现5G与各类垂直行业融合和商务应用。构建高效便捷、保障有力的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构建智慧城市智能化中枢,推动交通、水利、能源、公共安全等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构建区块链应用服务生态,打造运营集中化、操作规范化、管理可视化的区块链能力平台。
(三)立足创新,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
一是加快培育引进创新主体。综合运用普惠性财税政策,强化科技金融、科技孵化等创新综合服务,加快培育引进创新型企业。鼓励企业积极与企业、高校、院所等创新主体合作建设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载体,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促进产学研的联合发展。二是建立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专业化的区域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建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技成果交易市场。大力发展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建立促进和规范其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开发科技成果网络信息服务系统,加强科技成果信息、知识产权信息等资源的收集整理,对成果信息进行分类和挖掘。三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通过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将职务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在重要贡献人员与所属单位之间合理分配。四是加大科技金融服务,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拓宽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支持科技型企业的创新发展;积极发展风险投资、金融租赁等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企业产权、股权、存货、应收货款、知识产权等质押贷款,开展高新技术企业信用贷款试点。发展科技融资担保、科技保险等金融服务,探索建立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和奖励制度、科技担保风险补偿和再担保制度。健全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科技投融资、信息交流、咨询服务、资本市场服务等一站式服务,实现创业创新活动与市场的无缝对接。
(四)统筹兼顾,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一是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差异化产业,推动产业平台建设,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加速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实现产业链和价值链绿色发展。整合生态资源,打造生态宜居城市,推动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加强生态治理和保护。实施精准治污,强化大气治理,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空气质量。推动污水治理提质增效,加强流域系统治理、上下游协同治理。制定精细化管理策略,以量化指数规定绿色发展中的质量要求。通过实施产业碳转型、项目碳评估、区域碳考核、企业碳管理等手段,推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
编辑 刘嘉璐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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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9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8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宏观经济、金融监管、金融科技、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国际货币论坛、货币金融(青年)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IMF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金融科技公开课等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天府金融指数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等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2018年,研究所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院属研究机构奖,在182家参评机构中排名第一。在《智库大数据报告(2018)》中获评A等级,在参评的1065个中国智库中排名前5%。2019年,入选智库头条号指数(前50名),成为第一象限28家智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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